本诗作为对政府战争决定的抗议，首印于1899年11月，即第二次布尔战争开始的六周后。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哈代写：“‘文明’国家在这么多世纪后还是没学到比古老、野蛮的解决争端的方法更优秀的解法，这让我不断到痛惜。”　（“I　constantly　deplore　the　fact　that　‘civilized’　nations　have　not　learnt　some　more　excellent　…　ways　of　settling　disputes　than　the　old　and　barbarous　one，　after　all　these　centuries.”）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发现——任意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一场战争，此即Democratic　Peace　Theory（民主和平论，DPT），并且似乎证实了康德及其他十八世纪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提的理论概念（参见参考文献[1]）另一位政治学家Jack　Levy曾经说过“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comes　as　close　as　anything　we　have　to　an　empirical　la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民主和平论是国际关系里最接近于经验法则的理论”，即通过观察现实现象、据经验得的法则，见参考资料[2]）。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认为民主和平论一定是对的

        正因男孩儿作为战争机中一个螺丝钉的无关紧要，他在死后便如个件儿一样——“uncoffined”（不加装殓）——扔了大坑。为了调扔掷霍吉尸时的暴与急迫，诗人连用两个“th”词的alliteration：“they”和“throw”，并且在“found”一词中再次调“uncoffined”中所现的“f＋n＋d”这个沉闷的发音组合。注意，诗人并没有说霍吉的尸被扔了大坑，而是“【鼓手霍吉】就如此不加装殓，扔了坑”，此调的，是“霍吉”的人——男孩儿不是一尸，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eral　damage（“附带损伤”）。这就反映了一个悲惨的事实：对于战争的负责人和决策人来说，千千万万的“霍吉”们仅此而已，仅仅只是一个个的“霍吉”；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其生命对于战争的决策者来说并没有任何的紧要。

        第一段中残酷暴的白描景象如一晴天霹雳，与之相较，第二段就显得缓慢而富有哲理与反思，调的是这个年轻的男孩儿对于自己为何会现在异国他乡这片遥远的南方土地上所展现的疑惑。第三段则置整个事件于更广阔的自然－哲学环境中来看待：“霍吉”朴实的脑、北国的脯将会长成一棵南国的树。这是因为大自然从不会浪费她所赋予、所曾创造的生命。但可悲的是，这个男孩儿的同胞、本应照拂国民命运的决策者们——他们同样生而为人——却会轻易地浪费掉无数年轻的生命。本诗简单、凝练的语言所衬托的，是战争决策者们的冷酷无，以及战争本的残酷可怖。

        从艺术手法上来说，本诗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哈代对于Afrikaans词语的运用。第一段中“kopje－crest”、“veldt”，第二段中“Karoo”都是Afrikaans（南非荷兰语）词汇。哈代刻意运用，目的有三。一，是在于现男孩儿死亡时的异地他乡。二，是在于现独个儿的士兵于战争、历史背景的无关联和脱离；灌木丛、粉状的土壤……这些都不是生长于北国的“霍吉”所熟知的。三，则是营造一种仿如“牂羊坟首，三星在罶”（《小雅·苕之华》）的与死亡紧密相关的诡异恐怖。